▌王建蒙 著
设计工作开始后，设计人员必须建立数学模型，而建立了数学模型还得用计算的方法完成理论验证。为了获得最佳方案，设计人员必须从几十个方案中优选。
用拨算盘的方式计算出一个方案的理论数据起码得花一个月时间；即便用算盘加计算尺，再加上后来配发的手摇计算器，完成几十个方案怎么也得一年时间。这种计算速度显然不行，但在当时却没有更好的办法。唯一能缩短计算周期的办法，就是把技术密集的科研内容分解为劳动密集的人力劳动，加班加点，运用人海战术。这样虽然效率低了点儿，但效果还是明显的。
为了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可信，黄旭华将团队分成两个组，同时进行计算：如果两个组算出的结果完全一致，便可以确认数据结果；只要数据不一致，则重新计算，直到两组数据完全一致。那段时间里，设计人员轮班倒，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愣是靠拨算盘、拉计算尺完成了数十万组数据的计算，大大缩短了设计周期。
用这种最原始的土办法，黄旭华和他的团队解决了最尖端、最先进的技术问题。大家都高兴地称算盘和计算尺是当时的两大“功臣”。当时，黄旭华的岳母以为这女婿对算盘情有独钟，还专门送给女婿一把刻有“旭华”二字的算盘。黄旭华的拇指、食指、无名指留在那把算盘上的印记，见证了那个年代核潜艇人的拼搏。
当时，美国、苏联的核潜艇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可以称得上是核潜艇界的巨人。但我们别想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让巨人扶一下，也是不可能的。黄旭华经常告诫自己，发展中国核潜艇，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因为他深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黄旭华饱含深情地说：“中国核潜艇研制始于1958年，从那时开始到2018年离开工作岗位，这期间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核潜艇的研制、生产、试验。”
曾经有人问黄旭华：“你研制核潜艇几十年，是靠什么在支撑着？”
黄旭华的回答很干脆：“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我们要造出国家所需要的核潜艇，就要有投入自己毕生精力的心理准备，拼尽全力做好这件事，就一定会获得最后的成功。”（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