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将一群松散的，无组织的个人组织起来，需要有共同的“共性”。投射到现实生活中，这个“共性”可以是具体目标，可以是理论指引，也可以是具体的某个人。

而集体信奉一个具有“个性”的先知，无疑是一面很好的旗帜。这面旗帜不仅能赋予该组织每名成员的“共性”，而且还能更大程度上的抹消掉该组织个人的“个性”。

但先知的意义，往往也仅限于组织的初创阶段。当组织形成后，组织里的个人（包括先知自身）会不断的做出解读先知文本的语言，其实质是夺取组织的领导权。

而当先知不可避免的失去他原本最初也是最权威的的解读权后（人的死亡），这种解读先知文本的行为会愈演愈烈。这会导致两方面行为的发生：其一是维系组织“共性”的需要，所以失去解读能力的先知会被捧上至高无上的神坛。其二是出于攫取组织领导权的需要，处于领导地位的个人将会不断地解读先知文本，以确保组织向着个人所设想的方向前进。

说白了，先知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组织。

先知最重要的时期，即组织的初创时期。

当离开组织的初创时期这个阶段，组织已经确实的建立起来了，那先知也就和一般组织成员的意义没什么区别了。当组织稳固后，形成固有的领导阶层的之时，绝大多数的先知都会牢牢地把控着组织的绝对领导权，或幸运的在这个时间离开人世。当然也会有少部分放弃了权力的先知存活到了这个时期之后，那么如何谋杀这个先知，便成了该组织领导阶层的第一要务。

这个时期内，先知反而并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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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题主的一个说法：

许多宗教都有自己的“先知”，《红楼梦》当中跛足道人和赖头和尚都是所谓的“先知”。这是否意味着在文学上，在宗教上，在中外的文化上都需要塑造这样那样的先知来打到某种目的?为什么我们渴望先知，难道只是人出自对真理、命运、未来有所了解的渴望吗？那可是为什么就像《红楼梦》当中，不等贾府败落，也不知道先知说的话是如此正确。如果每个人都逃不出宿命与环境的束缚，我们需要先知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忏悔、后悔的载体吗？

——表面上是“先知”，实际上是“政治正确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