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樊红敏北京报道

地方国资正在逐步增强对辖内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地方AMC”）的控制权。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近日披露的信息显示，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金管”）340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4%）于7月28日成交，成交价格6.8亿元，受让方为宁波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金控”）。

《中国经营报》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发现，上述股权交易的转让方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受让方宁波金控为宁波市财政局全资公司，现持有宁波金管40%的股份，上述交易完成后，其持股比例将增至74%。

无独有偶。天眼查显示，7月17日，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股权变更，变更后，该公司一民营企业股东退出，现有地方国资股东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接盘方，交易完成后，其持股比例由69.67%增至83%。

受访业内人士分析表示，地方国资增持股权，增强对地方AMC的控股权，意味着地方AMC能够在地方金融机构风险化解中发挥更多的政策性作用，与此同时，国资背景的增强，将给地方AMC在降低融资成本、拓宽融资渠道以及项目获取等方面带来利好。

政策工具属性强化

实际上，地方国资通过股权受让等方式，增持辖内地方AMC股份，增强对其控制权的情况早已显现。

2020年8月，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资产”)发布公告称，2019年12月河南省政府会议研究决定，安排河南省财政厅全资子公司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受让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投资”）持有的中原资产股权，资金通过统筹年初预算财政专项结余解决。

天眼查显示，信达投资为中国信达（01359.HK）全资子公司。

广西联合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联合资产”）官方曾发布信息称，该公司于2022年7月完成股权优化事宜；公司性质已经从国有参股公司变更为多家国资股东控股企业，国资股东已从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

记者通过天眼查检索发现，广西联合资产股权优化之后，多家民营企业背景股东逐步退出。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3月，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投资管”）历经多时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落地，成功引入上海两家民营企业股东，但仅仅半年之后，云投资管新引入的两家民营企业股东就清仓式退出，云投资管重回地方国资全资子公司身份。

对上述事宜，云投资管官方移动客户端在2022年1月底曾发表一篇关于2021年公司成绩回顾的文章中提到，“按要求完成增资混改工作，并稳妥实现混改股东退出，注册资本金增至55.56亿元。”

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四大AMC”）及部分民营企业股东退出地方AMC的背景，广东金融学院招商引资与并购重组研究中心主任胡挺向本报记者分析表示，四大AMC退出地方AMC股权主要是监管要求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在特定时期完成给地方AMC输出管理模式、技术等历史使命。民企退出地方AMC则主要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一是经济周期下行，融资渠道有限的资本密集型地方AMC的资金占有成本较高，盈利空间难以吸引民营资本收益诉求；二是监管要求地方AMC回归本源，聚焦主业，民营企业很难从国有控股的地方AMC获得资金等多方面支持。

至于地方国资接盘地方AMC股权，在标普信评金融机构评级部总经理李迎看来，这意味着地方AMC参与当地金融风险化解的政策性属性加强，将发挥更多政策性作用，但作为市场化经营主体的商业性属性很可能降低。

李迎的判断与浙商资产研究院的观点不谋而合。

2022年6月，陕西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金资”）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陕西省国资委变更为陕西省政府。

对此，浙商资产研究院在其官方平台上发表评论称，陕西金资在行政关系上比原来更加接近政府，这给不良资产行业传达出一个信号，我国金融风险化解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而且在短期内就有大量复杂的不良资产事务需要处理，因此原先企业经营的思路要让路给行政管理需求，有可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未来会更加像一个政策工具而非商业性机构。

深度参与化解地方金融风险

根据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等发布的《中国地方资产管理行业白皮书（2021）》，截至2021年年末，76.27%的地方AMC为国有控股。

在此情况下，地方国资继续增持地方AMC股份，其对后者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国资对地方AMC的重视还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积极推动申请地方AMC牌照工作；增加地方AMC注册资本等。

今年6月上旬，本报记者从绿地控股（600606.SH）方面了解到，该公司将联合贵阳产业发展控股集团等贵州本土企业，共同发起设立贵州省第二家地方AMC。

与此同时，陕西省第二家地方AMC牌照目前也在申请之中。今年3月，在榆林金融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工作会议上，该公司董事长王全新表示，“公司AMC资质申请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上报国家银保监会审批，为公司未来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广州金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管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该集团目前在积极推进地方AMC牌照申请工作。另据记者了解，广东省内目前已有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地方AMC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国资一直大力支持旗下AMC公司增资。本报记者根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2022年，至少有8家地方AMC进行增资。具体增资的地方AMC包括中原资产、贵州省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资产”）、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合计增资规模超过150亿元。

其中，中原资产注册资本由50亿元增至100亿元，贵州资产注册资本由56.42亿元增至100亿元。

某地方AMC从业人士曾向记者表示，在经济下行周期，地方政府作为地方AMC的实控人，一方面，通过增资快速做大地方AMC的意愿也在提升；另一方面，地方需要快速做大地方AMC资本金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从国资背景股东增持地方AMC股份这一趋势来看，地方政府倚重地方AMC的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的用意也显而易见。

胡挺向记者表示，国资股东增持对于地方AMC来说意义不言而喻。首先，更容易获得大股东支持及背后地方政府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撑，使得地方AMC在化解区域金融风险、推动当地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上大显身手，增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其次，国企和民企股东之间摩擦会降低公司决策效率，国资股东增强将一定程度上提升困境资产处置、风险化解的效率。

中国特殊资产综合服务平台资芽网创始人张洛夫认为，未来，国资持股比例的上升或将是这些地方AMC将有机会获得更多来自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这些地方AMC在融资渠道拓展、融资成本降低，项目获取等多方面将获得更大的便利，从而能更好地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李迎亦表示，地方国资对地方AMC的控股权加强以后，会提高地方AMC参与当地金融风险化解的效率和深度。

不过，李迎同时提示，由于地方政府的决策并不是从AMC盈利性出发，而是从当地金融稳定的全盘出发，所以AMC在地方政府指导下参与的项目的盈利性可能不会很高。